陈好梅，1953年生于北京，当过知青、搬运工，198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，任北京广播电视大学教师。1990年~2008年在新加坡生活。
原题
忆我的二姨张瑞芳
这句话在我小时候是被禁止说的，同样被禁止提及的还有我父亲的名字。当然也没有明令禁止，只是我们很小就被大人们反复教育要低调低调，虽然那时并不知道有低调这个词。但是名人效应确实锐不可当。无论我们走到哪儿，都会遇到人们当面或背后的议论。只提我父亲的名字还好，因为只有关心文化界的人知道，反应也很平常，无非是代问你爸爸好啊之类的话；可是如果提我二姨的名字呢，那就简直是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了，而且反应也与听闻前者截然不同：他们会上上下下仔仔细细地端详我一番，好像是非要找出我和二姨之间的相似之处不可。可惜我与父亲更相像一些，所以结果总是令“观众”和我自己失望。小时候住在北影宿舍，与崔嵬、田方、于蓝等明星为邻，胡同里的邻居可能也看惯了他们。可我二姨一来就轰动多了。记得有一次二姨来吃饭，我家的玻璃窗外上上下下都趴满了胡同里的孩子们。我气呼呼地去拉窗帘，心里却很是得到一些虚荣心的满足感。
张瑞芳妙龄时期
三四岁时，我的保姆阿姨带我去看电影，二姨在里面演一个受气的童养媳。我看到她被婆婆打时忍不住放声大哭，边哭边问为什么打我二姨？阿姨连忙把我带出去，告诉我这是演的戏，不是真的。我听得似懂非懂，散场时还不停地回头看，想知道二姨会不会从银幕后走出来。直到坐上三轮车，还在问为什么不等二姨一起走。这件事被我家人当作笑谈，只有阿姨夸我：“这孩子多厚道啊！”上个世纪六十年代，二姨常来北京出差或开会，每次来全家都会欢聚一堂。她不管说什么都是边说边演，特别生动，又极富感染力。在我的印象中，我家来来往往那么多演员，像她这样“演说”的几乎没有一个。“文革”结束后，二姨又常来北京了。一次她在客厅里绘声绘色地讲她被关在监狱中的事，说她和狱友常用写纸条的方法聊天。因为狱室中只有马桶那儿是外面监视不到之处，她们就把写好的纸条放在那里，再咳嗽一声，另一个人就过去看。我在厨房边做饭边听，不知为什么流了一脸泪。这应该是我第二次为二姨而哭了，好在家人都没发现。1996年我从新加坡回国看病重的父亲，在家里见到了来京开会的二姨。她一上来就激烈抨击我的脸色，说我太不注意保养了。我抗议道：“我已经四十多岁了！”二姨反驳：“我演李双双时就四十多岁，也没像你这样！”接着她一边抱怨在北京说话太多累死她了，一边教我做一套脸部的保健操，好像是有八节之多，我不情愿地学了，却从来没做过。
张瑞芳饰演的《李双双》
然后我陪她去北京医院看望我父亲，那时父亲已经骨瘦如柴，话也说不出来了。我跟二姨坐了一会儿，在父亲的病榻旁合了一张影后走出来，准备去另一个病房看曹禺。在医院的走廊上我们痛哭失声。二姨一定知道，这是她最后一次见我父亲了。我们边哭边不断地说：“不行不行，咱们不能这样去曹禺那儿！”于是我们站在那儿稳定情绪，把眼泪擦了又擦，再重新调整呼吸，直到哭过的痕迹看不太出来了为止。2010年我去上海看世博会，到医院去看二姨。她眼睛已经很坏，记忆力也很差了。我几次红了眼圈，都强忍住了。我向她自我介绍：“我是好梅。”二姨点点头：“哦，好梅。”我担心她想不起我，又说：“我是小妹。”二姨又点点头：“哦，小妹。”过了一会儿，她忽然说：“你儿子叫凡凡，你从北京来？”我高兴极了：“对啊对啊，不过我现在在成都。”接着解释我为什么在成都。可是过了一会儿，二姨又问：“你从北京来？”我只好又解释一遍。第二天第三天，二姨都用同样的话问我，我也就不再解释了。2011年5月，我们从伦敦回成都，在上海转机。因为只有五个小时时间，所以一下飞机就立刻坐地铁去医院。二姨的眼睛几乎什么都看不见了，但是一听到有人走进病房还是立刻对着人微笑。我之前听家人说她记忆已经模糊了，所以不得不重演去年的那一幕：“我是好梅。”“哦，好梅。”“我是小妹。”“哦，小妹。”接着她突然问：“你从成都来？”哈，去年她无论如何都记不住的事，今年却记起来了！后来她知道我们在上海转机，还问我们行李在哪里呢。最后她竟然问我：“你们以后去哪儿？”原来在她心中，是知道我这些年是到处漂泊的。临走前，我让我先生给我们拍一张合影。二姨听到马上问：“我的衣服怎么样？”我帮她整理了一下病服，才握着她的手拍了照。（后来我很后悔没有好好地拥抱二姨，因为听家人说她很喜欢和大家拥抱。一次跟大家抱后，她问还有谁？听了我姐夫的名字后问：“是咱们家人吗？”得到肯定的回答后就说：“那也抱一下吧”。）在医院的走廊上我又一次痛哭失声。我知道，这是我最后一次见二姨了。小时候在北京，最爱玩儿的游戏就是“过家家”了。摆上几把椅子，弄几块积木和几个娃娃，然后分配一下角色，我们院儿里的三五个女孩儿就可以津津有味地玩儿上半天。有一次二姨来北京时正碰上我们在“过家家”。她在旁边看了一会儿，还出了几个主意。过了些日子，我们收到了二姨从上海寄来的礼物——一盒精致的玩具，里面是全套的淡绿色的小家具，有大衣柜五斗柜梳妆台以及床桌椅等等。每一件都做得非常细致，柜门是透明的，可以打开。我们在北京从未见过这么漂亮的玩具，它使我们过家家的游戏大大提高了档次。可能就是这个原因，我们的这一游戏延长了好多年，一般的孩子上了小学后就不再玩儿了。记得最后一次玩儿“过家家”已经四年级了，为了怕人笑话，我们几个女孩儿躲在后院关上院门，刚刚把小家具摆上，就被爬墙头的男孩儿田壮壮发现了，他大声取笑我们：“这么大了还玩儿过家家呢嘿！”我们连忙边收边否认，从此就再也不好意思玩儿了。之后也陆陆续续收到一些二姨给的礼物。有一些五颜六色的小珠子，是她从串珠拖鞋上拆下来的，我们把它们装在小药瓶里，随时倒出来看看，有时拿针线把它们穿成一串欣赏。还有一个铅笔盒，比通常的小巧精致。我跟大姨等人去二姨住的饭店时看到了，就开始说起我的铅笔盒来：一个不小心丢了，一个被摔坏了。大姨听了说：“你不就是想要这个铅笔盒吗？”二姨听了马上把里面的文具倒出来，把铅笔盒递给我。我很尴尬，因为我说的时候心里好像完全没有想要这个东西的意思，可拿到手后又确实很高兴，真是百口莫辩。后来听我妈说，我们小时候最爱推的一辆玩具小藤车也是这样来的。二姨带三岁的二姐去逛街，二姐看到这辆小车怎么也走不动了，就两眼直直地看着。小车的价钱是四块，在当时算是相当贵的。还有一个乐子被我妈津津乐道了很多年：有一次二姨来京住在我家时无事可做，发现自己的睡裤快破了，便突发奇想地把两个绣花裤腿剪下来，稍加剪裁和缝制，就给我们姐俩做成了两件小背心。二姨得意极了，当即叫我们穿上，那两朵花就开在我们胸前。可是第二天，我的保姆阿姨刚一洗，小背心就破了。阿姨很不爽，一直唠叨：“二姨更会过，二姨更会过！”1971年夏天，我去四川山区插队之前从重庆回北京，住在大姨家。二姨那时处境好一些了，写信说要让她的儿子严佳来北京入伙（即加入我们这一大群表兄弟姐妹之中）。带表弟玩儿的任务就此落在我的头上。我那时不到十八岁，正是对自己外表的一切要求甚高又矜持得不得了的时期，却要带着一个十五岁的蔫了叭叽的男孩子到处走，这令我很不自在，所以我对严佳总是很凶，从此他就叫我“老凶”了。我到北京后照例接收了表姐王好为的几件衣服。严佳来的第二天早上，我穿上其中的一条碎花裙子准备带他出去玩儿。严佳一看就说：“这是我妈妈的裙子！”于是我们追根寻源，终于弄清楚，二姨的这条裙子本来送给了我大姐，被我妈扣下穿了几次，最后我大姐又把它给了表姐，现在又传到我这儿了。后来我就穿着它带表弟走遍北京名胜。“文革”期间大家都穿得很朴素，很少有人穿裙子，所以走到哪儿这条裙子都挺显眼的。也许正是这个原因，我在大学里的大姐和在北影厂的表姐才不敢穿它吧?从北京回到重庆，很快就下乡了。我和我二姐都在武陵山区的酉阳县大溪区，只是不在一个公社。那里现在是个旅游区，从重庆坐火车或大巴四个小时即到，当年却需要走上至少五天：第一天清晨坐长江船，下午到涪陵专区；第二天凌晨坐乌江船，中途在彭水县下船住一晚，第三天凌晨又上船，下午到龚滩（就是现在著名的龚滩古镇）住一晚；第四天坐长途车到酉阳县城；第五天再坐班车到区上。我的公社离区上很近，可是到我姐的公社还得坐摆渡过河，再翻过两个山坡。这还是最顺利的情况，如果因为买不到车船票或道路出问题等等耽搁了，走个七八天也是可能的。有一年冬天因为大雪封路，我们就走了十天才到家。之所以罗罗嗦嗦地说了这么多，就是想告诉大家，我们在那么遥远的地方居然也收到了二姨的礼物。那时有一对上海夫妻，是大学毕业分到酉阳县医院的。男的是彭医生，在当地很有点名声，知青们颇以认识他为自豪。有一天我姐来我公社找我，在区上碰到了彭医生，一群知青正围着他套磁。他叫住我姐，说他前不久去上海探亲，二姨托他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东西。他边说边从旅行包里往外掏：“这是你的，这也是你的！给你带来的东西最多！”有的太实用了，简直是雪中送炭——比如装在一个旧饼干桶里的猪油，凝固得硬硬的。我们那时最缺的就是油水了——在当地长期吃一种长着很长叶子的青菜，极苦，必须先切碎挤出苦汁再下锅煮。有了这些猪油，只要在煮好的菜里点上半勺就满屋飘香了。再比如一盒巧克力，特别能满足我们姐俩的需求。按知青中的惯例，谁家带来了糖果，大家都会立刻将之一扫而光。但巧克力不一样，那时好多重庆人都吃不惯，这下我和我姐就可以慢慢享用了。尤其是每天吃红薯青菜后大家都觉得怎么吃也吃不饱（其实是解不了馋）时，这时吃一小块巧克力可管事儿呢。记得那时北京的表哥表姐都给我们寄过巧克力。有的却不太实用。比如一盒泥制的各种各样小狗造型的转笔刀。表弟在附上的信中写道，知道我姐在公社小学代课，这些转笔刀可以作为给小朋友的奖品。可是我们都觉得不合适。当时说不上来到底是哪儿不对，现在想来，是因为它们太漂亮太精致了，跟我们那偏僻的土家族寨子，跟我们住的那没有天花板的木板吊脚楼，跟当地小学里那些穿得破破烂烂的孩子相比，形成了过于强烈的反差。对于我们这些远离家乡的知青来说，除了视觉上的冲击外，还有心理上的冲击——它似乎代表着一种大城市的文明，我们在离它越来越远的同时怀念和向往着它…… 看过王安忆的一篇散文，说她当知青时去县城，住在一个当地干部家里，看到人家的日常生活，那种寻常过日子的感觉给了她极大的震撼。估计我们的那种感觉与她的属于同一类。那些小狗最后不知所终，我和我姐都想不出它们去了哪儿。其实真应该留几个做纪念的。现在想起来我很想像祥林嫂那样说：“我真傻，真的……”我们能得到这些礼物，说到底还是要归功于名人效应——听说彭医生夫妇在上海时多方打听二姨的联系方式，很自信地宣称：“她家的两个孩子在我们县插队，就不信她不见我们！”那时已是“文革”后期，新的明星还没有出来，老的明星重新光芒四射，经常会有粉丝通过各种渠道找到二姨。彭医生夫妇猜测得一点儿没错。二姨不仅见了他们，还请他们吃了饭，还给他们的小女儿买了洋娃娃，还分几次买了肉（那时买肉是有限制的）回家熬猪油……最后才有了我们这一大包礼物。我们那时很感谢彭医生，因为从上海到重庆，无论是坐火车还是坐船都需要三天多，再加上从重庆到我们这儿的五天……粉丝的力量真是无穷的！（后来我们和彭医生一家走得挺近的，我去县城时在他家住过，他爱人到重庆也在我家落过脚。）可我不记得是否写信谢过二姨，估计没有。因为在我们心里，这一切似乎都是理所当然的。前几天打电话给表弟严佳，嘱他收拾二姨遗物时给我们留点儿小东西做纪念。严佳连连答应：“我知道我知道，一定会的。”二姨去世后我妈接了无数慰问电话，但上门来的人并不多。前两天忽然来了个八十七岁的表姨，一坐下就流泪说：“二姐对我太好了！”表姨说她第一次去上海时才三十五岁，住在招待所里。二姨让二姨夫去找了她三次，执意接她去家里住，又陪她买了全套的衣服。她说：“那时我连胸罩都不知道穿，二姐骂了我一顿，说我也太土了！”我记得她。在我印象里她很会穿衣打扮，没想到原来是二姨调教出来的。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，她常常去上海出差，我和我姐也常去上海小住，虽然我只跟她碰过一次面，但二姨却常常鼓励我们追随她的脚步。那时人们拥有的衣服都很少，一般一个季节只有一两件。冬天是一件罩棉衣的，春秋一件罩毛衣的，夏天长短袖衬衣各一，等等。所以我有个一直没实现的理想：找一件军装，既可以罩棉衣，又可以罩毛衣，岂不是一衣多能？既然少，就要求精。如果能在上海买到一件称心如意的衣服，回到其他城市是足以傲视群雄的。无论是做工还是面料式样，上海衣服都有独到之处。所以只要我们去上海，为自己和亲戚朋友们买衣服买鞋，就是一个令人兴奋不已同时又非完成不可的任务。通常到上海的第一天就开始讨论行情，还把任务单拿出来反复研究。二姨总是告诉我们，上次表姨来都在哪儿买到些什么，又是怎样买到的。其中一个宝贵经验就是，你必须在百货公司开门前赶到，一开门就冲进去。表姨就是这样买到了好看的皮鞋等。于是我们在二姨的指导下如法炮制，每次都大有斩获。回到二姨家，我们把战利品摆满一床，逐件试穿赏析，乐在其中，乐此不疲，甚至乐不思蜀。（是真正意义上的乐不思蜀，1978年以前我家在重庆。）后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，我们的战场转移到了北京。常常一天跑遍王府井、人民市场和前门等几个主要的商场，然后抱着好不容易买到的一件新衣服回家轮流试穿讨论。我妈多次取笑说这是我们姐妹几个“永恒的话题”，有一次她还想起了契诃夫的一个段子：父亲看到女儿们无休止地讨论衣服后叹气说：“上帝啊，你们就不能说点儿高尚的话题吗？”女儿回答道：“好的，现在我们开始讨论帽子……”后来我在新加坡接到我妈写的一封信，里面还说，经常觉得我并未远行，总以为我随时会买了新衣服推门而进，继续那永恒的话题……但是上海对我们来说仍然很有魅力。有几年我们几乎年年夏天都去，二姨家成了我们及其众多表兄弟姐妹的根据地。在上海，除了到附近旅游和逛街做饭聊天等等外，我们还有两大必做之事：一是看老相片，二是折腾旧衣服。二姨的老相片都放在一个大盒子里。文革初期被抄家时抄走了，后来原封不动地归还。（从这儿也能看出上海人办事多么靠谱，连抄家物资都一一登记在册，并管理得井井有条。）我有时把大盒子打开，把那些老相片一张张拿出来细细观赏，二姨的儿子严佳就在旁边解说。那些学生时代的倩影，那些精美的剧照，那些出国访问的合照……每一张都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审美愉悦。尤其是在“文革”尚未结束的那些年，我们上哪儿才能看到那么多美丽的图片啊。至于折腾衣服，那就更有趣了。我姐说有一次她坐火车到了上海累得倒头便睡，醒来一看，床旁边已经放了一叠衣服，都是二姨找出来准备给她的。看她醒了，立马让她一件件试穿。我每次去上海，二姨也会叫我跟她一起翻箱倒柜找衣服。当我们兴致勃勃地干这件事时，在旁边当解说员的就换成二姨夫了。他总是如数家珍般地说：这是我和你二姨一起去哪儿哪儿买的料子……这是那年访问泰国谁谁送的裙子……几乎每件衣服他都说得出来历。如果找到一件我穿着很合身的，二姨夫就会由衷地高兴赞赏，如果不行呢，我们就展开集体讨论，看看能否把它废物利用。记得曾经用二姨的旗袍给我二姐改过几件小褂，给我改过一条短裙。还有的时候是我们怎么也讨论不出结果，只好望洋兴叹。到现在我妈妈家的衣柜里还放着一段淡粉色的绸子，上面有同色的花纹，是二姨访问朝鲜时穿的韩服，我当时看了简直爱不释手。可是做裙子吧，它太鲜亮了；给我大姐的两个女儿做小衣服呢，它又太大，等于浪费；干脆做个被面，又有锦衣夜行之嫌。最后我把它带回北京跟家人继续讨论，仍无定论。刚开始的几年，我还时时把它拿出来看看，想想能否派个用场，后来也就算了，不再为它费心。直到我成了张迷，看到张爱玲的《姑姑语录》里说到那块淡红色的披霞，才想起这块衣料。二者的命运何其相似啊！ 前几天见一个朋友，说以前不觉得二姨漂亮，后来在网上看到一张旧相片，才知道她原来是很漂亮的。于是我想起二姨的那些旧相片和各式各样的衣服来了。还想起我妈曾经说过的一句话：你二姨那时穿什么都漂亮！她手里卖掉过许多珠宝，只有一块淡红的披霞，还留到现在，因为欠好的缘故......每隔些时，她总把它拿出来看看，这里比比，那里比比，总想把它派点用场，结果又还是收了起来......襟上挂着做个装饰品吧，衬着什么底子都不好看。放在同样的颜色上，倒是不错，可是看不见，等于没有了。放在白的上，那比较出色了，可是白的也显得脏相了。还是放在黑缎子上顶相宜——可是为那黑色衣服的本身着想，不放，又还要更好些。
除非把它悬空宕着，做个扇坠什么的。然而它只有一面是光滑的，反面就不中看；上头的一个洞，位置又不对，在宝石的正中。
姑姑叹了口气，说：“看着这块披霞，使人觉得生命没有意义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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